準確把握世界海洋安全大勢 加快建設海洋強國

                                          來源:中國海洋報   發布時間:2018-09-06 15:02:55 

                                          編者按

                                           

                                            適應世界海洋形勢變化,洞察海洋安全發展趨勢,把握海洋安全特點規律,對于我國經略海洋尤為重要。
                                            作者認為,世界海洋安全形勢的發展變化受到世界海洋戰略格局、海洋地緣政治發展、國家海洋安全政策、海洋軍事革命4個因素影響。結合這些影響因素分析,作者認為,當今世界海洋安全形勢正在呈現新興海洋大國群體性崛起,現有海洋安全秩序面臨新挑戰,但西方傳統大國在世界海洋安全秩序中仍然占據主導地位等3大發展趨勢。

                                           

                                          ■ 馮梁

                                            黨的十九大報告明確提出“加快建設海洋強國”,標志著在新的歷史時代,海洋強國建設在促進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事業中將發揮更加重要的作用。在風云變幻的今天,適應世界海洋形勢變化,洞察海洋安全發展趨勢,把握海洋安全特點規律,對于我國經略海洋事業,顯得尤為重要。


                                          世界海洋安全形勢影響因素

                                            從一般規律看,世界海洋安全形勢的發展變化,受到4個因素影響:
                                            一是世界海洋戰略格局。西方殖民國家海洋擴張、源于海外殖民地爭奪進而引起世界海洋戰爭、美蘇兩個超級大國的海洋爭霸,都對全球海洋安全產生了根本影響。冷戰結束以來,海洋后發國家群體性崛起以及它們在海洋政治、海洋經濟、海洋治理等方面的合理訴求,必然會逐步反映到世界海洋安全治理中,從而對世界海洋安全形勢產生影響。
                                            二是海洋地緣政治發展。主權國家或國家集團利用海洋地緣優勢展開政治博弈,旨在最大程度壓縮對手海洋戰略空間,謀取海洋優勢地位,是近年來西方個別大國正在大力推進的手法。美國2017年底推出“印太戰略”,目的就是為了遏制中國海洋崛起,通過與同盟國及伙伴國在印太海域占據的地緣政治優勢而推出的地緣戰略產品。“印太戰略”的后續發展,將對印太區域、甚至世界海洋安全局勢帶來深刻影響。
                                            三是國家海洋安全政策。國家海洋安全政策內斂,會致海洋區域安全形勢相對緩和;反之,會致海上安全形勢緊張,甚至發生海上對峙對抗局面。2012年以來菲律賓阿基諾三世政府甘當美國“馬前卒”,奉行海洋擴張政策,一度對南海區域安全局勢帶來極大動蕩。
                                            四是海洋軍事革命。以信息技術為代表的新軍事革命,使海上戰爭形態進一步向信息化海上局部戰爭發展,后者具有的巨大殺傷力和毀滅性,以及時間短、強度大、消費高等特點,迫使海洋爭端國家在處理棘手海洋問題時,更多傾向通過海洋政治交涉、海洋經濟博弈、海洋法理斗爭、海上軍事威懾等手段,達到“不戰屈人”之目的。由此,海洋“冷對抗、冷和平”現象,相比冷戰期間更加普遍、更加突出。


                                          當今世界海洋安全形勢發展趨勢

                                            據此分析,可以發現當今世界海洋安全形勢正在呈現以下發展趨勢:
                                            一是新興海洋大國群體性崛起對現有海洋安全秩序形成較大沖擊,但西方傳統大國在世界海洋安全秩序中仍然占據主導地位。早在20世紀70年代,發展中國家掀起的維護自身海洋權益的斗爭,有力地促進了《聯合國海洋法公約》為標志的國際法規的修訂和完善。冷戰結束以來,以中國、印度為代表的主權國家,以及東盟和金磚國家為代表的國家集團在海洋領域群體性崛起,極大地改變了海洋安全事務主要由西方國家主導的傳統局面,它們在海洋安全事務領域提出的系列主張,也有力地塑造了地區海洋安全局勢,對國際海洋安全格局產生了重大影響。然而,由于海洋覆蓋范圍廣,海洋科技投入大,海洋安全問題復雜棘手,海軍建設耗資巨大等,西方傳統大國憑借較強的綜合國力,仍然在海洋安全領域占據著主導地位,引領著海洋安全規則,并主導著世界海洋安全局勢發展。當前,世界“海洋守成大國”與“海洋后發國家”,圍繞著海洋規則問題展開了激烈競爭與斗爭,原因在于,與經濟領域“三流國家搞產品,一流國家搞標準”一樣,海洋規則體現的是主流國家的價值觀和利益趨向,一旦形成“規則”,其他國家需要參照執行,世界海洋安全秩序也會依據制定規則的國家所希冀的方向發展。
                                            正是在這一背景下,構建體現海洋后發國家安全理念的國際規則,并以這樣的規則塑造區域海洋安全秩序,比歷史上任何時期都變得緊迫和必要。我們既要看到,新興國家崛起及其海洋(安全)領域系列主張,為中國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打造藍色伙伴關系提供了機遇,也要看到傳統“海洋守成大國”在海洋安全領域中占據的優勢地位及其對中、印等國重塑海洋安全秩序的努力帶來的挑戰和困難。要以聯合國《千年宣言》等一系列國際法治的標志性文件為準則,建立和維護“一種以法治和國際法為基礎的國際秩序”,確立以公正平等為核心價值、以規則而非權力為導向的國際海洋秩序,促進全球海洋安全秩序向公正、公平、合理的方向發展。
                                            二是海洋地緣政治博弈依然嚴峻,合作共贏成為海洋安全事務中的一股清流。利用海洋地緣政治優勢,操弄海洋國際規則,歷來是西方大國在海洋安全領域的慣用技倆。從布熱津斯基《大棋局》對地緣政治津津樂道,再到美國等國熱衷推出“印太戰略”,都折射出西方部分國家基于零和博弈思維,采取地緣政治手段謀求戰略優勢的習慣做法,由此引發一系列海洋地緣政治危機。
                                            從世界海洋安全大格局看,美、俄兩個大國具有得天獨厚的海洋地緣優勢,海洋軍事實力超群,海洋安全事務嫻熟,具有在全球海洋安全領域展開戰略博弈的決心和能力。相比之下,其他國家只能在區域海洋安全事務中發揮作用,倘若次等海洋大國處于海洋地緣同一區域,國力或軍力大致相等,文化制度和民族特性殊異,海洋地緣政治風險便會顯著增加,“一山不容二虎”現象便會顯現。這一點,在世界主要海洋戰略區域均有不同體現,如國際社會經常提及的中日在東亞海洋地緣上爭斗、沙特和伊朗在中東的海洋地緣斗爭,等等。
                                            擺脫通過戰爭實現大國崛起的魔咒,堅定走和平發展道路,避免落入“修昔底德陷阱”,是中國政府在新時代向世界發出的莊嚴宣示。中國提出“一帶一路”倡議,旨在遵循共商、共建、共享原則,通過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政策溝通、設施聯通、貿易暢通、資金融通、民心相通,實現中國與世界各國人民生活水平的共同提高,實現打造人類命運共同體的遠大理想。為此,中國主張,堅定地維護以聯合國和公認的國際法則為基礎的海洋安全秩序,尊重“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多樣化海洋發展理念,恪守各國在海洋安全上的核心利益,照顧彼此安全關切,彌合安全認知差異,求大同,存小異,通過廣泛協商達成合作共識。中國政府提出的求同存異、合作共贏的理念以及避免危機、管制風險的思路,在海洋地緣政治湍流中仿佛是一股清澈泉流,沁人肺腑,得到世界上絕大多數國家的廣泛認同。
                                            三是海洋安全領域的戰略博弈不斷向大洋、深海和極地等空間擴展,護霸、擴權與維權斗爭十分激烈。進入21世紀以來,隨著海洋科技不斷進步和人類對海洋戰略地位的認識進一步提高,深海、大洋和極地成為21世紀中葉各國謀求戰略制高點的新疆域,個別超級大國、海洋后發國家以及海洋小國,圍繞護持海洋霸權、擴展海洋利益和維護海洋權益展開了激烈的競爭和斗爭,“看不見的硝煙”幾乎彌漫在各個領域。
                                            首先,圍繞大洋規則制定展開的斗爭異常激烈。《聯合國海洋法公約》規定的主權權利主要集中200海里專屬經濟區和大陸架范圍內,200海里以外的廣闊大洋,屬于全人類共同遺產。不同國家對海洋的認識水平和科技實力差距巨大,使得大洋開發利用幾乎成為發達國家的“專利”。另一方面,各國競相向大洋索取資源,使得大洋自然、生態環境不斷惡化,海洋生物資源日益枯竭,海洋生物多樣性遭受嚴重破壞。盡管聯合國制定《促進公海漁船遵守國際養護和管理措施的協定》《負責任漁業行為守則》等制度,但仍然缺乏得到普遍認同和遵守的、涵蓋所有生物資源的統一管理制度,無法有效約束各沿海國特別是海洋大國的過度捕撈行為。正是在這種背景下,聯合國啟動了海洋生物基因資源的保護和利用,即制定《國家管轄范圍外海域生物多樣性國際協定》的進程。對廣泛海洋后發國家來說,該協定如何才能做到公平合理透明,使得海洋資源、海洋環境、海洋生物等涉及各國后續發展、安全利益,甚至全人類海洋可持續發展的重大問題得到公平、公正、合理解決,是國際社會面臨的重大課題。
                                            其次,圍繞深海利用與控制的競爭也在不斷凸顯。《聯合國海洋法公約》在確認領海、毗連區、專屬經濟區和大陸架制度外,還專門設立國際海底區域制度,旨在促進深海海底的勘探、開發利用能夠合理、公平、公正。然而,囿于深海科技能力、海洋制度話語權等方面實力懸殊,廣大發展中國家事實上很難在《多金屬結核探礦和勘探規章》《多金屬硫化物探礦和勘探規章》《富鈷結殼探礦和勘探規章》等規則的制定和討論中充分體現自身的價值觀和國家利益,加上深海開發利益不僅涉及國家海洋事業的長遠發展,而且對國家海洋安全影響深遠,由此發展中國家與發達國家之間在深海利用和控制上的矛盾愈加突出。
                                            再次,極地治理面臨嚴峻挑戰。北極和南極的屬性不同,前者為海域,主要涉及海域劃界、科學考察、資源利用、環境保護、航道通行等問題;后者是陸地,涉及領土主張、科學考察、環境保護、礦物資源開發等問題。發達國家憑籍先進的科技力量、話語權份額等優勢,變相地申張在南極的領土主張,擴展外大陸架的主權權利,并通過制定國內法、設立海洋保護區等形式,限制甚至阻撓海洋后發國家對極地的合理利用,由此引發與廣大發展中國家極地利益訴求新的矛盾。
                                            面對海洋安全領域錯綜復雜的局面,中國要以聯合國框架下的國際法治為基本導向,在遵循國際社會普遍認可的國際規則的前提下,推進國際法治向公平、公正、道義方向發展,維護全球海洋的戰略穩定;要堅持深海極地大洋是全人類共同遺產這一道義準則,適當顧及先期投入國家的利益份額,兼顧廣大海洋后發國家的利益;要堅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則,探討深海極地大洋“仁治善治”的新途徑新路子;要著眼我國海洋強國的戰略需求,在深海極地大洋等重大安全問題上提出系列主張,贏得更多國際話語權,發揮更大作用,做出更大貢獻。


                                          (作者為海軍指揮學院教授)

                                           

                                           

                                          查看原文:http://epaper.oceanol.com/shtml/zghyb/20180906/75385.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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