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洋強國戰略的理論分析

                                          來源:劉笑陽 智匯海洋    發布時間:2018-09-06 14:55:26 

                                          QQ截圖20180906145316.jpg

                                          作者:劉笑陽(1987—),男,河北秦皇島人,同濟大學中國戰略研究院、馬克思主義理論流動站博士后,法學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中國國際戰略、海洋戰略。本文首發于《太平洋學報》2018年第8期

                                          摘要:建設海洋強國不僅有利于涉海國家的安全與發展,也是維護與拓展海外利益的關鍵,更能成為塑造面向全球性大國的有效途徑。有鑒于此,本文嘗試結合海洋時代的整體性趨勢和階段性變化,綜合考慮海洋強國戰略的普遍性和特殊性,為海洋強國戰略構建可行的理論框架:以涉海國家海洋需求與能力的互動關系作為核心假設,以涉海國家的客觀環境(歷史趨勢、地緣結構和秩序進程)和主觀定位作為干預因素,以涉海國家的戰略目標與戰略手段作為介入變量,嘗試通過演繹推理的方式說明——海洋強國戰略不僅可以推動實現進程性的海洋“強”國,更能在國際競爭中促進成就結果性的海洋“強國”;同時,涉海國家沒有實現海洋強國則是由于客觀環境和主觀定位的負面干預,使得海洋需求與海洋能力的互動無法實現良性匹配;最后,戰略是回應涉海國家與海洋強國之間關系的最佳答案,但它本身的效用是有限的。

                                           

                                          QQ截圖20180906145355.jpg

                                          在遼闊的地表上,有71%的面積被蔚藍的海洋所覆蓋,“與其說海洋為陸地所有,還不如說它擁有陸地。”這片藍色版圖不僅孕育出了豐富多彩的陸地生命,同時也是近幾個世紀以來世界強國崛起的搖籃——控制和利用海洋一直是世界大國追求的目標。可以說,建設海洋強國不僅有利于涉海國家的安全與發展,也是維護與拓展海外利益的關鍵,更能成為塑造面向全球性大國的有效途徑。尤其對于中國而言,是否能夠充分汲取海洋所帶來的安全效用與發展效益,從而實現國家實力的鞏固與提升、國家利益的維護與拓展以及海洋秩序的融入與塑造,已經成為國家崛起和民族復興的重要課題。在這個層面上,建構海洋強國戰略研究的理論框架既是深刻理解“海洋強國”的必然要求,也是總結歷史邏輯、確定現實對策的重要依托。

                                          匈牙利學者伊姆雷·拉卡托斯(Imre Lakatos)指出:“一個命題要么必須被事實證實,要么必須——經過演繹和歸納——從其他已經證實的命題中推演出來。”應當說,建構海洋強國戰略的理論框架在于設定它要解釋的問題:為什么在一個特定的時代,有些大國可以依靠海洋崛起為全球性大國,而有些國家卻中途夭折。如果說“李約瑟難題”主要探究的是東西方近代化的歷史比較,那么海洋強國戰略的理論所應關注的便是涉海大國的戰略比較;如果說歷史決定了海權的地位,而不是海權決定歷史,那么海洋強國戰略的理論所應解釋的是,戰略的成敗是否由作為歷史關鍵要素的文明特征或者地緣特征所決定;如果說戰略是分配和運用工具手段以達到特定目標的藝術,那么海洋強國戰略的理論所應確定的便是,戰略目標、手段及其互動關系的邏輯。

                                          有鑒于此,本文將以“中西互通、古今互鑒”為原則,結合海洋時代的整體性趨勢和階段性變化,綜合考慮海洋強國戰略的普遍性和特殊性,嘗試在基礎研究層面為海洋強國戰略構建必要的理論框架,進而為解釋與解決海洋強國戰略的設計與實施當中的問題,提供宏觀層面和理論層面的引導和支持。筆者認為,在海洋的戰略價值基礎上,海洋需求與海洋能力的關系是海洋強國的核心,主觀定位與客觀環境的關系是海洋強國的基礎,而戰略目標與戰略手段的關系則是海洋強國的表現。可以說,涉海國家是否能在戰略評估、設計和實踐過程中,實現這三對關系的良性匹配,正是其海洋強國戰略取得成功的關鍵。

                                          一、海洋需求與海洋能力
                                          當國家和民族的生存與發展需要海洋時,它們通常會在自身的能力限度內滿足這種需求;而在滿足需求的過程中,還會評估相關的能力與需求是否匹配,從而在良性循環中實現國家與海洋的關系建構。可以說,海洋需求與海洋能力是海洋強國戰略建構與實施的內在動力,這種動力可以幫助我們認識“海權的持久性及其對國家戰略貢獻的具體實質”;同時,海洋需求和海洋能力的互動關系則在一定程度上解釋了“它所能取得的成就和它的限度”。

                                          1.1 涉海國家的海洋需求
                                          海洋需求是海洋戰略價值在涉海國家視野中的具體表現,對于海洋需求的界定既能夠反映出國家利益的基本取向,又可以為明確海洋能力提供評判依據。應當說,涉海國家都要在世界海事的背景下,確定本國的長遠需求,并將這些需求清晰地表述在該國的海洋政策中。相應地,這些獲得聲明的需求必須得到全面的維護,必要時甚至需要強制手段加以實現。同時,隨著海洋戰略價值的時代拓展,國家的海洋需求既滲透出規律性的界定原則,也呈現出不同維度的特點。

                                          以優先順序界定國家的海洋需求。海洋需求依照優先順序可以分為核心需求、重要需求和次要需求。核心需求是關乎國家存亡以至于不能進行交易或退讓的重大事宜,關乎涉海國家的生存問題。通常來說,在民族國家意識形成之前,抵御沖擊政權穩定的海洋力量通常被置于海洋需求的核心位置。相應的,重要需求是涉海國家在處理海洋事務時必須要引起重視的需求,是牽一發而動全身的需求,是不能輕易放棄的需求。此外,次要需求則是國家海洋強國戰略中需要盡力維護但又可以選擇性割舍的需求,是成本與收益相對不穩定的海洋需求。盡管這些需求在國家崛起過程中存在著戰略的先后性,但是隨著客觀環境和國際基礎的變化,不同層次間的海洋需求的重要性亦會相對拉近或相互聯動。

                                          以涉及領域界定國家的海洋需求。安全和發展的需求幾乎囊括了海洋需求的全部。西方國際關系現實主義的理論權威漢斯·摩根索(Hans Morgenthau)認為,國家利益應當包括三個重要的方面:領土完整、國家主權和文化完整,三者的本質其實都是國家的生存問題,抑或國家的安全問題。相應的,海洋安全需求主要包括海洋疆土完整、海上航道的維持、沿海地區的安全以及海洋非傳統安全等。可以說,海洋安全需求構成了涉海國家自我維系的重要前提,同時它又會因為發展需求的存在而有所拓展。對涉海國家而言,海洋發展需求包括海洋貿易的維持拓展、海洋資源的開發利用、海洋產業的持續發展以及海洋觀念的培養等內容。此外,根據海洋需求的具體領域還可將其分為海洋經濟需求、政治需求、安全需求和文化需求等。

                                          以地緣范圍界定國家的海洋需求。隨著海洋時代的世界開拓,全球化和地區化逐漸成為大國的戰略緊身衣,各國的需求不再絕對,且融入了更多相對性含義。作為貫穿國家、地區和全球的共同元素,海洋需求貫穿于其中的每個層面。可以說,國家海洋需求、地區海洋需求和全球海洋需求存在互融的交集,后兩者反映作為整體的地區和全球對海洋的共同訴求。相應的,以國家為主體的海洋需求考察則衍生出“國內”和“海外”的地緣概念——國內需求是一個國家利用海洋增強國力的基礎條件,海外需求的維護與拓展是衡量涉海大國是否成為海洋強國的重要指標,如何形成兩者之間的有機互動則是諸多地區大國走向世界大國的關鍵所在。

                                          1.2 涉海國家的海洋能力
                                          建設海洋強國,綜合國力是基礎。阿什利·泰利斯(Ashley J.Tellis)等人指出,在勢均力敵的對手之間發生長期對抗的情形下,動員國家資源和“潛在能力”、將之轉化為軍事手段和“實際能力”的能力成為國家實力中同等重要甚至更為關鍵的方面。有鑒于此,本文選擇了“海洋能力”這一表述,一方面可以與“海洋需求”形成相互對照的理論聯系,另一方面則是由于海岸線長度、沿海經濟發展、海底資源等實力要素更依賴于實際能力的轉化。考慮到國家海洋能力的大小與國家的海洋戰略資源基本成正比,藉由海洋戰略資源的橫向比較來衡量海洋能力或許更具系統性。本文認為,海洋戰略資源(或海洋能力的要素)大致可包括:

                                          (1)海洋自然資源,包括領海、海島的面積以及海洋資源儲量等。在《聯合國海洋法公約》頒布之后,這一類資源更是受到了特別的關注和重視。(2)海洋人力資源,包括從事海洋事業的人口數和受教育程度等。馬漢曾強調必須計算“從事海洋事業的人口數量,至少是那些從事海洋物質生產且能夠迅速受雇于航海業的人口”。(3)海洋經濟資源,主要指國家內部海洋產業的生產總值。同時,由于海洋旅游、海洋工程建筑等交叉性產業的興起,也令海洋經濟資源的外延逐漸擴展和豐富。(4)海洋軍事資源,包括海軍人數、海軍軍費開支、艦船規模等。海洋軍事資源一直是衡量國家海洋能力的最直接要素,“擁有具備優勢的海軍不僅能夠確保海上交通線,還可以保持通過戰爭而確立的優勢地位。”(5)海洋科技資源,主要是指國家在海洋領域的技術開發與創新投入,以及國家所取得的技術專利等。一個涉海國家想要達成世界霸權,不僅需要強大的海軍,而且還必須是世界科技的創新國。(6)海洋政府資源,主要包括政府對海洋領域的財政投入和政策支持。政府資源同馬漢所說的“政府特性”映射著同樣的議題,即政府對海洋強國戰略的重視程度。(7)海洋國際資源,包括海洋關口進出口貿易總量、海上貿易運輸艦船的規模、對海洋戰略通道和重要港口的控制情況以及在國際海洋制度中的參與度和話語權等。(8)海洋文化資源,主要指引領性的海洋學說、文教產品以及沿海地區風土人情、文物古跡等,海洋文化資源直觀地反映出海洋強國的底蘊和厚度。

                                          1.3 海洋需求與海洋能力的互動
                                          強調理論的核心問題,也就使得理論在某種意義上具有合目的性的特征。可以說,海洋強國戰略理論的核心問題就是國家與海洋之間的關系:它以海洋能夠給國家帶來什么(what)為基礎,探討國家為什么(why)要利用海洋,以及國家如何(how)利用海洋,從而形成“whatwhy-how”的研究主脈。其中,海洋的戰略價值側重于解答海洋能夠給國家帶來什么,國家的海洋需求側重于解答國家為什么要利用海洋,國家的海洋能力則側重于解釋國家該如何利用海洋。在這個過程中,不同概念的解釋范圍既有所側重又有所聯系,而“why-how”之間的聯動則是其中相對關鍵的環節。實際上,國家海洋需求與海洋能力互動的差異也正是海洋強國戰略研究的理論原點。

                                          本文認為,作為理性行為體的涉海國家會受到海洋戰略價值的吸引,從而逐漸形成認識和利用海洋的特定需求,這種需求決定了國家攝取海洋戰略價值的方向。接著,國家會依據自身的整體實力和行動方向,謀劃和凝聚自身經略海洋的能力,而這種能力則決定了國家發掘海洋戰略價值的程度。同時,就像理性行為體在市場中選擇商品時,可能會遇到商品價值和使用價值不相匹配的情況一樣,國家通過海洋能力去滿足海洋需求很難立即達到恰好的平衡。換言之,國家可能會發現所付出的能力冗余或有限,甚至于意識到自身的需求本身存在著偏差,這就加強或削弱了海洋戰略價值對國家的吸引力,使其對海洋需求進行重新評估,并再次謀劃相應的海洋能力,進而形成了海洋需求與海洋能力之間循環往復的更新與互動。此外,海洋需求與能力的平衡是變動不居的,國家海洋需求的滿足能夠促進海洋能力的提升,而海洋能力的提升也為海洋需求的拓展提供條件和依據(例如深海勘探技術等),這就構成了良性循環的理論可能。

                                          pagenumber_ebook=69,pagenumber_book=65

                                          圖1 國家海洋需求與海洋能力的互動(理想模式)

                                          通常來說,在不受內外部干擾的理想模式(Ideal Type)中,國家的海洋需求和海洋能力會在長期的交互聯系中自然地達成良性匹配,并不斷重復進程性的海洋“強”國。具體來說,這一前提假設有三個關鍵內涵:

                                          (1)國家是純粹的理性行為體。涉海國家會依賴個體利益的角度判斷海洋戰略價值,確定自身的海洋需求、評估自身的海洋能力以及實現兩者之間的有機互動。在這個層面上,海洋的戰略價值本身具有客觀和主觀的差別,前者反映實然性,后者反映應然性,兩者共同構成“藉由海洋使國家強大”的需求。同時,這里的“國家”并不必然是西方學術話語下的民族國家,因為國家理性的運作機理遵循國家利益(national interests)而非國家權利(national rights)。相應的,海洋需求的本質并非社會稟賦的權利,而是自然稟賦的利益。

                                          (2)涉海國家存在著天然的差異。盡管它們并非國際關系結構現實主義所倡導的同質原子,但海洋需求與海洋能力互動的本質卻是相同的——在結構層面這些國家不同質亦不同量,而在需求與能力互動的進程層面則是同質不同量的。應當說,涉海國家汲取海洋戰略價值的需求和能力形態各異,同樣的海洋戰略價值可能會在不同國家中衍生出不同的需求,在不同情況下國家也會對同樣的海洋戰略價值投入不同的能力。但無論如何,海洋需求惟有通過海洋能力才能予以實現,海洋能力的實際效果也只能藉由海洋需求來加以衡量。

                                          (3)海洋需求與能力的良性匹配是進程性海洋“強”國的關鍵動力。在理想模式下,涉海國家不會受到內外部因素的影響,這種量變性質的“強國”本身就是自然穩定的,國家只要考量自身能力是否可以滿足對海洋戰略價值的需求。此外,盡管海洋的戰略價值是開放性的,但其公共物品性質和資源稟賦都決定著國家的海洋需求是有限的。再加之涉海國家的能力也存在限度,即便涉海國家嘗試追求海洋需求的最大化,但這種最大化依然存在著邊際效應。換言之,海洋需求與海洋能力的良性匹配在發展過程中也存在著“增長的極限”。

                                          總的來說,海洋需求與海洋能力的互動是海洋強國的理論基礎:它突出的是國家作為理性行為體的自身動能,側重于反映不同國家間的規律與共性。然而,這種海洋“強”國的理想模式在現實情境中其實很難發生。根本原因在于,涉海國家的海洋需求和能力必然要受到客觀環境和主觀定位的影響。這一內一外兩股變量可能促動海洋需求的提升或限制海洋能力的發揮,對原本會自然產生的良性匹配產生干擾,使得涉海國家無法充分地認識和汲取海洋戰略價值,進而無法長期延續量變性質的海洋“強”國進程。故而,理解和分析海洋強國的客觀環境和主觀定位就成為了下一步理論探索的演繹目標。

                                          二、客觀環境和主觀定位
                                          在伊姆雷·拉卡托斯看來,科學的研究綱領應當設立輔助性假定,來解釋異常現象,從而保護基本假定。這些輔助性假定應當能夠促成“新事實”的發現,并為理論(或研究綱領)本身提供“持續增長”的機會,從而增強我們理解現實的能力。以此為指引,本文認為將理想模式下的海洋需求與能力的互動關系作為基本假定,同樣需要相應的輔助性假定來驗證其在現實情境當中的解釋力和創造力。杰弗里·蒂爾指出,海權由相互聯系的各種要素所組成,這些要素是國家的特性,決定著國家擁有海權的難易程度;同時,這些要素的價值還非常依賴國家難以掌控的戰略環境。有鑒于此,筆者將客觀環境和主觀定位作為理論的輔助性假設,探討兩者作為“干預變量”對海洋需求與海洋能力的互動所構成的影響,而納入這兩種變量將使普遍性的理論模型逐步具備特殊性的實證價值。

                                          2.1 涉海國家的客觀環境
                                          涉海國家實現海洋強國也必須要同國家大戰略的制定一樣,順應世界潮流,冷靜而客觀地判斷本國國情,致力于自身發展,同時錘煉國際視野,以“天時、地利、人和”為戰略價值取向。以此為參照,本文認為海洋強國戰略的客觀環境包含著三方面的內容:“歷史趨勢”即是影響海洋強國的“天時”,國家置身的“地緣結構”便是其“地利”,而國家所處的“秩序進程”則是其“人和”。所以,在一國謀劃和評估海洋強國戰略時,必須要考察作為客觀環境的歷史趨勢、地緣結構和秩序進程——因為這三者既是涉海國家興盛的“鋪路石”,也有可能成為其走向衰落的“絆腳石”。

                                          (1)歷史趨勢

                                          海洋強國是人類歷史變遷的產物,研究涉海國家的海洋認知和行動應將其置于特定的歷史趨勢和時代潮流之中。弗里德里希·恩格斯(Friedrich Engels)指出,“每一歷史時代的經濟生產以及必然由此產生的社會結構,是該時代政治的和精神的歷史基礎”。有鑒于此,本文認為衡量歷史趨勢的標準應基于物質性的科學技術和觀念性的人文思想。同時,這里的科學技術與人文思想之間并不構成認識論視野下的決定與衍生關系,而是一種雙生的和互動的歷史基礎。

                                          就科學技術而言,在整個人類歷史中,技術變革都深深影響了人們的日常生活,造船、遠航和火藥技術的進步塑造了19世紀中葉之前的“風帆時代”,人們在探索海洋的過程中也強化了關于地理、勘探、醫學等方面的知識,使得艦船的搭載與續航能力不斷提升,世界在更為廣泛的開拓進程中被連接成為整體。與此同時,技術也迫使歐洲人對海洋戰術和戰略引發新的思考,并推動了第一波海洋強國戰略付諸實踐。隨后,動力革命締造了速度更快、耐久更強的“鐵甲時代”艦船,海上交通的時間被大幅縮短,遠海航行的危險性也明顯降低,涉海國家紛紛開始尋求對海洋的利用乃至控制。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之后,海洋勘探和能源開發技術的革新使涉海國家逐步轉向對海洋資源本身的關注和競爭,而科學技術從少數國家向世界范圍的外溢不僅帶來了工業化與現代化的全球鋪展,也引致了人類需要共同面對的海洋氣候、環境和安全問題。

                                          就人文思想而言,海洋強國是人類發展的歷史創造,也是人類思想與海洋活動的歷史結合。在較長一段時期內,無論是宗教的束縛或追求、還是人性的解放或缺陷,都會成為人類(或者一個民族)認識并探索海洋的重要觀念變量。這些人文思想包含著人對人的認識、人對社會的認識以及人對世界的認識,進而直接地影響到人對海洋的看法。然而,這種社會的思想精神與國家的戰略觀念卻不盡相同(雖然兩者存在相互塑造的關系),這意味著在研究中可以將人文思想視為超越國家和民族的背景環境:不僅要判斷其在某段時期內的主流特征和先進趨勢,還要適當弱化民族性的和意識形態的認知。應當說,自由、智力與教化在國家力量上的影響,因而也就是國家生產力和財富上的影響,在航海事業上顯示得最為清晰。思維解放所帶來的自由和智力深刻地影響著國家對海洋戰略價值的認識,并潛移默化地構成了它們對海洋需求與海洋能力的理性判斷。

                                          (2)地緣結構

                                          作為“地利”的地緣特征因其相對穩定的特性,屬于海洋強國客觀環境中的結構性因素。同時,作為地球的兩個主要自然與人文地理環境,海洋和大陸為不同特點的地緣政治結構的形成提供了舞臺,也為國家間關系提供了最基本的地理空間。在這個層面上,正因為地緣結構對國家的安全和繁榮都十分重要,它在設定國家的戰略議程方面發揮著重大作用。有鑒于此,筆者以“地緣結構”為概念,以結構性因素為側重,以海陸交織為原則,將影響海洋強國的地緣結構要素分為三類:總體性的地緣環境、海洋性的地緣環境和陸地性的地緣環境。

                                          表1 涉海國家的地緣結構環境及其要素

                                          pagenumber_ebook=71,pagenumber_book=67

                                          總體性的地緣環境主要包括:地理位置,即一個國家所處的地理板塊位置,它決定著涉海國家總體上的海陸環境。馬漢認為,如果一個國家的地理位置既方便進攻又方便進入公海,同時還控制了一條重要水路或世界主要貿易通道,那么這個國家的地理位置便具有重要的戰略意義。氣候特征,包括涉海國家常態的溫度、濕度以及所處的信風帶、洋流帶等自然條件。應當說,氣候和地理位置共同塑造了一個國家的基本自然形態,但其所受到的重視卻明顯弱于后者。考慮到歷史上的海洋強國基本都處于溫帶地區②,氣候的共通性和特殊性或可成為國家走向海洋的解釋之一。文明區域,即一個民族或國家所處的文明圈(或文化圈)。“文化區域”的內涵與歷史趨勢中的人文思想要素構成了特殊性和普遍性的互動——特定的文明表征會在某一地區的國家或民族萌發出特定的思想認知,從而影響海洋觀念的衍生與發展。

                                          海洋性的地緣環境主要包含:①海岸線特征,即涉海國家所處海岸地帶的長度與彎曲度、港灣和港口特征以及相互間的地理聯系等。海岸線的地貌是判定一國是否具有潛力走向海洋的重要依據,而海岸線的貫通也直接影響著國家海上行動的回旋余地。在某種程度上,海上優勢可以通過控制海岸線——而非僅僅通過建設海軍來實現。②出海口及其通道,即海岸線上朝向寬廣海域的凹部或者某些海島。出海口是涉海國家的軍事、貿易的基地所在,并為成規模的艦隊提供停泊的空間和進退的通道。③近海空間,即距離一國海岸線特定寬度的領海以及隔海相望的“鄰國”情況。海洋形成并規定了陸地的周邊境況,⑥而近海空間則塑造著涉海國家的周邊海洋形勢。④遠海空間,即領海外延的公海海域、海上通道及其基地等。公海海域至為浩瀚,最具戰略價值的主要是特定的海上通道及港口基地,它們構成了海洋強國戰略外延的“血脈”和“關節”。

                                          陸地性的地緣環境主要涉及:①陸地邊界特征,即本國領土(或海外殖民地領土)陸地邊界的地形條件、自然風貌和關口線路等。作為陸路運輸成本和內陸安全保障的客觀要件,陸地邊界的自然條件和政治情勢卻構成瀕海國家走向海洋和世界的主要牽制力。②鄰國情況,即與一個國家陸地接壤的鄰國的基本情況,包括國民數量、經濟實力和軍事能力等。麥金德認為,政治力量的實際對比要同時關照地理條件(經濟的與戰略的)以及國民的數量與活力等。③內陸空間,即一個國家(或其海外殖民地)的資源稟賦、領土范圍等內容,它構成了涉海國家的海洋戰略縱深。一方面,內陸空間的優勢既可以為涉海國家走向海洋提供必要的物質基礎,也能夠在海洋呈現劣勢時為其提供戰略收縮的余地;另一方面,貧瘠的土壤和氣候條件也時常會鼓勵海外冒險,而自然稟賦豐富的國家則很少如此。

                                          (3)秩序進程

                                          法國歷史學家費爾南·布羅代爾(Fernand Braudel)指出,國家所受到的社會束縛與其受到的空間束縛一樣大,任何將人類事件歸并到地理學方面的做法都至少要在兩方面進行:既歸并到空間也歸并到秩序。可以說,秩序既是涉海國家實現海洋強國的必要條件,也是其可行目標;而海洋秩序既是國際秩序有機組成,也是海洋時代中的先導力量。

                                          地緣維度:陸地秩序與海洋秩序。海洋秩序既受到陸地秩序的深刻影響,又有其相對獨立的運行邏輯:陸地秩序以土地面積和人口數量為基礎,以重要國家及其城邦作為相對穩定的核心,而核心與外延之間則通過發散性的行政、經貿與文化鏈條相互聯系,從而形成由外向內逐漸凝聚的面狀輻射。相比之下,海洋秩序往往以海外殖民和海上通道為基礎,以關鍵航線及其港口作為相對變動的核心,通過節段性的經貿、行政與觀念鏈條構成一種由多個貿易圈相連的帶狀輻射。同時,自由貿易和“門戶開放”是海洋秩序的根本所在,這就使得地區性海洋秩序之間的交叉地帶多會形成流通港口和交易市場,而全球性海洋秩序與地區性海洋秩序之間的互斥性卻更為明顯。

                                          體系維度:均勢秩序與霸權秩序。正如約翰·伊肯伯里(John Ikenberry)所言,盡管現實中的歷史秩序往往體現出多種秩序的特征,但均勢秩序或霸權秩序更眾所周知也更為理論化。就均勢秩序而言,分配并未產生唯一的“操作性”(manipulative)國家,每個國家同時具備“操作性”和“適應性”(adaptive)的角色——各國為了保障自身的安全與發展,會理性地采取相互制衡的行動,從而促使分配過程保持相對穩定的狀態。就霸權秩序而言,分配的結果產生了唯一的“操作性”國家(即霸權國)。霸權國在無政府狀態下具備相對權威,而它確立的國際體系則起到管理國際行為體的準法律作用,促使其他國家成為“適應性”的一方,致力于通過秩序建設實現其治下的和平。

                                          區域維度:全球秩序與地區秩序。國際秩序依其地理范疇可分為全球秩序和地區秩序,后者主要是地區間國家互動的產物。就全球秩序來說,由于全球化體系主要建立在海洋運輸的基礎之上,使得海洋強國在全球秩序的構建中發揮關鍵作用,而對全球秩序主導權的爭奪正是其沖突與合作的根源所在。就地區秩序來說,國家往往會試圖建構熟悉且符合其目標的環境,而其所在的地區往往成為國家域外政治目標的發源地。所以,瀕海國家為了將滿足自身“舒適度”的秩序模式擴展到全球層面,就需要以國內秩序為基礎、以地區秩序為媒介。

                                          2.2 涉海國家的主觀定位
                                          馬克思·韋伯(Max Weber)認為,“物質的和概念上的利益——并非觀念——直接支配著人們的行為。然而,往往是由觀念所形成的‘世界鏡像’(world images)像扳道工一樣,決定著受利益驅使之行動的軌跡。”可以說,在最根本的層面上,觀念規定著行動的可能性領域,涉海國家的理性行為既要以客觀的需求與環境為基礎,也必然受到主觀的認知與定位的限制。本文認為,涉海國家的主觀定位是國家以客觀因素為基礎、以戰略觀念為指導的一種自我判斷;正確的主觀定位能夠促使其明確自身海洋需求和能力的互動關系,從而保證海洋強國行動的長期性和穩定性。

                                          在地緣特征的層面上,可以將涉海國家劃分為海洋國家和瀕海國家。這里所指的“海洋國家”是指戰略邊界絕大多數或完全是海洋的國家,它們的戰略邊界皆由海洋塑就,其生存壓力基本來自于海上,其發展潛力也須從海洋挖掘。“瀕海國家”是指戰略邊界既有海洋又兼陸地的國家(又稱為“陸海復合國家”)。本文認為,依據瀕海國家對陸海戰略價值的重視程度,可將其進一步劃分為“海洋性瀕海國家”和“陸地性瀕海國家”。其中,海洋性瀕海國家多位于大陸邊緣,盡管內陸地區的情勢也會影響到國家戰略的走向,但由于陸地邊界短小、領土面積狹窄或陸上鄰國強大等多方面限制,使得海洋性瀕海國家走向內陸的戰略動機要明顯弱于海洋國家;反之,對于那些陸地領土廣袤并占據大陸核心位置的瀕海國家而言,則更側重陸地的開發與拓展價值。

                                          表2 主要涉海國家的陸海性質定位

                                          pagenumber_ebook=74,pagenumber_book=70

                                          在區域范疇的層面上,可以將涉海國家進行全球性和地區性的劃分。全球性涉海國家是能夠在全球對重要海洋戰略通道施加控制的國家,它們的海洋需求鋪展于整個世界版圖,同時又擁有影響全球性海洋秩序的能力;同時,地區在某種意義上也是在全球化進程中被創造和再創造出來的,故而地區性涉海國家主要是在地區海域發揮類似作用。喬治·莫德爾斯基(George Modelski)發現,自1494年以來稱得上全球性大國的只有葡萄牙、西班牙、英國、法國、荷蘭、俄國(蘇聯)、美國、德國和日本。借鑒上述理解,本文認為真正意義上的全球性涉海國家只包括葡萄牙、西班牙、荷蘭、英國和美國;作為陸地性瀕海國家的法國、俄國、德國雖然具備全球影響,但其影響力的基礎仍然是內陸優勢;而海洋國家的日本則更多是在地區海域展現能力,其經濟的全球性影響力與海洋領域的聯系相對間接。

                                          在實力規模的層面上,可以將涉海國家分為大國和其他國家。杰克·利維(Jack S.Levy)認為,大國不僅有能力將外來威脅或者損失降至最低點,還必須使收益最大化,并且敢于冒險地獲得收益。以此為參照,“涉海大國”即是具有地區或全球影響的海洋需求,且擁有相應海洋能力的涉海國家;涉海大國未必擁有廣袤的領土面積,但一定要擁有抵御海洋安全和探尋海洋發展的戰略余地。此外,“涉海大國”和“海洋強國”在內涵上也不盡相同,對國家的評價常有“大而不強”的說法。其中,“強國”的核心在于能夠通過提供秩序建構(特別是制度設計)來深刻影響涉海國家之間的權力分配、利益分配和觀念分配,而“大國”則側重于體現其規模和影響之大;同時,“大國”主要反映了海洋能力的防御性,而“強國”則代表著防御性基礎上的進取性。

                                          2.3 客觀環境和主觀定位的干預
                                          恰如羅伯特·基歐漢所言,“我們應當首先追求簡明,然后將復雜性融入理論之中,并密切關注這會給我們的理論的預測力帶來什么負面影響,亦即如何損害我們從有限的信息出發進行重大推論的能力。”前文提出,涉海國家的海洋需求和海洋能力在理想模式中,會通過長期的交互聯系達成良性匹配,并不斷重復進程性的海洋“強”國。然而現實情境通常是:涉海國家的海洋需求和能力會受到客觀環境和主觀定位的干預,使得原本自然產生的良性匹配出現波動乃至停滯。因此,對客觀環境和主觀定位進行描述性闡釋之后,就要在原有的理想情境基礎上,構建相應的輔助性假設作為理論核心的“保護地帶”。本文認為,以“海洋需求-海洋能力”互動框架為基礎,涉海國家的主觀定位干預著國家對海洋戰略價值的需求程度,而其所處的客觀環境則干預著海洋需求與海洋能力之間的良性匹配;客觀環境的三個要素(歷史趨勢、地緣結構和秩序進程)所發揮的影響各有其特征;同時,客觀環境還會對主觀定位施加影響,前者也因此成為“干預”過程的主要自變量(如圖 2)。

                                          pagenumber_ebook=75,pagenumber_book=71

                                          圖2 國家海洋需求與海洋能力的互動(現實情境)

                                          (1)在現實情境中,涉海國家的主觀定位會干預海洋戰略價值吸引并轉化為海洋需求的過程。通常來說,海洋的戰略價值會客觀完整地轉化為相應的海洋需求,但主觀定位則通過建構“我是誰”來影響“我要什么”,使得涉海國家對海洋需求的判斷出現變化。本文認為,這種干預會導致兩種截然不同的影響:一種是塑造性的,即對海洋戰略價值的把握具有前瞻性和拓展性,促使涉海國家形成超越當下基本安全與發展的海洋需求;另一種是限制性的,即對海洋戰略價值的認知相對遲緩和滯后,以至于海洋需求難以匹配國家安全與發展的客觀標準。兩者的可能后果是:塑造性影響下的海洋需求同樣具有前瞻性和超越性,不僅需要相應的能力來滿足基本需求,還要將隨之而來的海洋收益回饋給海洋能力,方能在良性循環中實現更高水平的海洋需求;反之,限制性影響下的海洋需求通常不會高于國家的基本需求,涉海國家只要一次性投入相應能力即可滿足,使得海洋需求與海洋能力之間無法形成連續性的循環互動。與此同時,上述理論假設需要明確的是:①涉海國家的基本海洋需求因國家而異,而其基本標準應當是:長期性的海洋安全與穩定性的海洋發展;②塑造和限制并非積極與消極的關系,過度塑造同樣會產生海洋需求遠遠大于海洋能力的戰略誤判,合理限制有時也可以成為國家平衡戰略資源的有效手段;③涉海國家的主觀定位會受到客觀環境的影響,盡管這種影響未必是準確而充分的反映。

                                          (2)在現實情境中,涉海國家的客觀環境會干預海洋需求與海洋能力之間的互動過程和良性匹配。其中,歷史趨勢屬于時間范疇,其核心是文明與歷史的關系;地緣結構屬于空間范疇,其核心是陸地與海洋的關系;秩序進程屬于主體間范圍,其核心是政權與政權的關系。在這三者的綜合作用下,國家海洋需求與海洋能力的良性匹配從“一般規律”褪變成為了“特殊現象”,從而直接影響了海洋強國的進程和結果。在這一過程中,客觀環境也從塑造和限制兩個方向上施加干預,但不同于主觀定位的是:積極的客觀環境可以加速推進海洋能力與海洋需求的良性匹配,反之則會滯緩乃至阻礙進程性的海洋“強”國。相應的,上述影響也使得國家間呈現出發展的分野,而長期保持進程性海洋“強”國的絕對收益,就會在國際比較中實現相對收益范疇的結果性海洋“強國”。在這個層面上,涉海國家必須要首先明確“積極塑造”的基本條件,即歷史趨勢突顯海洋領域的戰略價值、地緣結構提供海洋經略的行動便利以及秩序進程促進海洋博弈的優勢地位:①歷史趨勢所彰顯的海洋戰略價值對應著持續收益的海洋需求,無法把握趨勢就會造成海洋能力投入到“虧損”的需求當中;②地緣結構會影響到涉海國家海洋能力的施展,可能導致涉海國家陷入“心有余而力不足”的地緣困境;③秩序進程主要藉由國家間關系來影響海洋需求與能力互動的穩定性,處于秩序劣勢的國家更容易受其他國家影響而引致良性匹配的間斷。

                                          表3 涉海國家的客觀環境要素及其特征

                                          pagenumber_ebook=76,pagenumber_book=72

                                          本文對客觀環境和主觀定位的考察旨在探尋其對理解歷史和規劃現實所帶來的指導意義。就主觀定位而言,涉海國家應當追求自我定位在戰略上的塑造性和戰術上的限制性,它既要遵循海洋需求產生的基本邏輯,也應理性反映當時的客觀環境,并以統籌國家整體資源為原則,重視國家能力投入的合理分配。可以說,涉海國家主觀定位的目的在于理性認知海洋戰略價值同國家安全與發展之間的關系,促進涉海國家形成兼具良性、彈性和耐性的海洋需求。就客觀環境而言,作為“天時”的歷史趨勢具有變動性,卻不會以特定國家或民族的意志為轉移;作為“地利”的地緣結構能夠加以利用或克服,卻具有相對穩定的特征;作為“人和”的秩序進程不僅具有變動性,而國家又能對其施加影響。故而,國家要在歷史趨勢方面順水行船、在地緣結構方面揚長避短、在秩序進程方面力爭上游。正所謂“人和為本,天時與地利則其助也”,考慮到秩序進程是國家最易塑造和變革的客觀環境要素,理應成為涉海國家關注的重要方向。總而言之,涉海國家的客觀環境和主觀定位的干預進程不僅在一定程度上解釋了海洋強國的現實情境,更能呈現出國家可以有所作為的關鍵節點——正是在這些節點上,海洋強國戰略適時介入其中,嘗試發揮出扭轉歷史、地緣和文明宿命的作用。

                                          三、戰略目標與戰略手段
                                          成就海洋強國不僅僅依賴于思想的構建,它必須要在分析具體態勢的基礎上,為國家的選擇提供穩定而系統的行動安排。當客觀環境和主觀定位的干預影響到海洋需求和海洋能力的良性匹配時,國家就必須要充分發揮自身的主觀能動性,最大程度上順應或克服上述干預行動所帶來的影響。相應的,正因為戰略是旨在實現相對復雜和困難的任務的內在連貫和系統的實踐方略,它也成為了國家施展主動性的核心力量。恰如利德爾·哈特(Liddell Hart)的經典界定所言,“戰略是一種分配和運用軍事工具以達到政治目的的藝術。”海洋強國戰略是否能發揮宏觀性和長期性的作用,關鍵就在于能否以戰略目標為歸宿、以戰略手段為通途,形成進程性海洋“強”國和結果性海洋“強國”的有機銜接。

                                          3.1 海洋強國的戰略目標
                                          海洋強國戰略的根本目標便是:既要保障進程性的海洋“強”國,更要實現結果性的海洋“強國”。可以說,海洋強國的戰略目標在范疇上追求合理與明確,在整體上追求平衡和有限,在局部上追求集中和充分;而戰略的結果如何被看待,在根本上取決于被追求的目的。有鑒于此,筆者將以海洋需求和海洋秩序為角度,確定海洋強國戰略目標的基本范疇。

                                          海洋需求的滿足和拓展。每一種國家戰略的設計都是為了滿足國家需求而存在。海洋強國戰略要使海洋需求處于相對穩定的動態平衡當中:某一階段的海洋需求得到滿足后,戰略理應先見地為海洋需求的拓展提供規劃,然后再通過相應的實踐行動予以滿足,這就通過戰略避免了海洋需求的停滯與退化。通常來說,海洋強國戰略需要遵循以下步驟:(1)確定海洋需求的核心。將其作為一個階段內集中戰略資源予以滿足的關鍵目標,而其他范疇的海洋需求則要以其作為核心向外延展;(2)厘定海洋需求的排序。其中包括涉海國家的根本需求、重要需求與次要需求,這些需求主要傾向于滿足性的,同時也是處于變動當中的;(3)劃定海洋需求的階段。對于階段的戰略判斷決定了涉海國家的海洋需求何時從滿足向拓展演進,而這也是進程性海洋“強”國升華為結果性海洋“強國”的重要環節。

                                          海洋秩序的參與和塑造。促成穩定的國際秩序,被視為大國取得真正成功的重要標志。在某種程度上,世界出現什么樣的國際秩序,在很大程度上是行動者的實踐活動使然,即國家的戰略選擇使然。在客觀環境中,秩序進程是涉海國家最有機會發揮主動性的要素,而國家戰略則能夠對海洋秩序進行操作性的規劃與設計。在這個層面上,通過國家戰略有意識地融入與塑造海洋秩序,不僅可以令國家的海洋需求得到更多的支持與滿足,同時還能為海洋需求與海洋能力的良性匹配提供更為長期穩定的國際環境。特別是在全球化的、以海為基的貿易體系獲得有效運轉中之后,人們更加重視通過海洋秩序來維持海上安全與穩定。可以說,海洋秩序的參與和塑造是海洋強國戰略目標的突出體現。

                                          3.2 海洋強國的戰略手段
                                          正如同馬漢所強調的,各國都要“利用正當手段確保國家進步,并打擊損害該國獲得進步的外來干涉”。對于涉海國家而言,戰略手段與戰略目標一樣,既具備相對一致的規律,又包含著相對復雜的因素——戰略手段所遵循的綜合與平衡原則是一致的,但不同國家選擇何種類型的工具以及實現何種形式的平衡卻是復雜的。有鑒于此,本文將以核心內容和實施原則為視角,兼顧海洋強國戰略手段的普遍性與特殊性來對其加以闡釋。

                                          海洋強國戰略的核心內容。海洋強國戰略的核心內容是涉海國家在各個領域實施戰略部署的宏觀規劃,是將理念轉化為實踐的綱領性安排。可以說,對于所有的問題,都不可能依賴單一和簡單的戰略獲得滿意的答案。就海洋領域而言,涉海國家面臨的挑戰種類繁多、因素復雜,所以也就要求多元統一而富有彈性的手段內容。換言之,涉海國家確定海洋強國戰略核心內容的過程,實質上就是它對海洋能力要素的資源分配和宏觀安排。通常來說,海洋強國戰略的核心內容主要涉及經濟、政治、安全和文化四個緯度:其中,政治內容為海洋強國戰略提供制度依托和頂層設計,經濟內容為海洋強國的發展戰略提供基礎,安全內容為海洋強國的安全戰略提供保障,文化內容則為海洋強國戰略提供觀念支撐和人文共識,而以經濟和安全為核心、以政治和文化為支撐往往是戰略的共性所在。

                                          海洋強國戰略的實施原則。海洋強國戰略的實施原則聚焦于不同戰略手段間的協調與平衡。本文認為,海洋強國戰略在實施原則上需要重視五組核心關系:(1)國內與國際。海洋作為一種全球公域,它所涉及的“國內問題國際化”和“國際問題國內化”同時影響著涉海國家的個體選擇和集體選擇;(2)陸地與海洋。任何涉海國家都無法脫離陸地而孤立尋求海洋需求的滿足,至少在一定程度上,多數國家傾向于同時擁有海權和陸權;(3)安全與發展。國家的海洋安全可以為海洋發展筑就穩定的環境,而海洋發展則能夠為海洋安全提供充實的給養,兩者辯證統一;(4)合作與競爭。海洋問題的實際情境處于復合相互依賴和現實主義之間,這意味著海洋強國戰略需要同時兼顧合作與競爭的考量;(5)地區與全球。在海洋事務上,地區與全球的聯系更為緊密也更為復雜,兩者的互動是國家實踐的重要背景。

                                          3.3. 戰略目標與戰略手段的介入
                                          依照前文所演繹推理的邏輯規律,涉海國家的主觀定位和客觀環境干預影響導致進程性的海洋“強”國從“一般規律”褪變成為了“特殊現象”——這種“特殊”包含著兩層意蘊:其一是趨勢的特殊,即海洋需求與能力的互動會產生波動或停滯,其良性匹配不會始終出現,而“有心無力”和“有力無心”則成為涉海國家的經略常態;其二是主體的特殊,即個別國家的客觀環境和主觀定位恰好促動了海洋需求與能力的良性匹配,從而在持續的進程性海洋“強”國后,實現從量變到質變的轉化,進而在比較意義上成就了結果性的海洋“強國”。可是,涉海國家是具有主觀能動性的理性行為體,它不可能將自身的命運完全交付于自然和偶然。在這個層面上,安德烈·博福爾(André Beaufre)的思考頗有見地,他指出“人類命運的決定,一方面要看所選擇的是何種哲學,另一方案又要看他選擇何種戰略以使其哲學理想得以實現”。涉海國家唯有依據自身的戰略理念,藉由合適的戰略安排才能最大限度地利用或克服客觀環境和主觀定位的干預,從而在國際比較的時代進程中實現海洋強國的率先崛起。

                                          恰如美國大戰略研究學者約翰·劉易斯·加迪斯(John Lewis Gaddis)所言,存在一種超越時間和環境的戰略“邏輯”,它能夠使一個環境中形成的思想對另一些大為不同的環境產生相關性的影響——而海洋強國戰略正是這樣一種介入性的“邏輯”,可以通過歷史經驗的總結和思維方式的創新,實現對時間和環境的超越。本文認為,海洋強國戰略目標與戰略手段的介入可以產生以下效果:(1)通過明確國家的海洋定位,對涉海國家的經略建構觀念基礎。這既可以促進海洋的戰略價值更客觀完整地形成海洋需求,同時還能夠使戰略本身的指向性更加堅實穩定。(2)通過厘清國家的海洋需求,對涉海國家的經略指明基本方向。應當說,海洋的戰略價值轉化成為海洋需求并不代表著國家就能理性地對這種需求予以管控,它仍然需要戰略在輕重緩急上給予必要的指引。(3)通過提升國家的海洋能力,對涉海國家的經略給予動能供應。海洋需求有其提升的內生動力,但海洋能力本身卻是相對穩定的,需要通過相應的戰略安排才能有所提升,從而促成兩者之間不斷上升的良性循環。(4)通過評估國家的客觀環境,平衡海洋需求與能力的互動關系。在歷史趨勢上,戰略可以通過對時代背景的評估使國家看清時勢;在地緣結構上,戰略可以憑借技術力量為國家的“揚長避短”提供條件;在秩序進程上,戰略可以通過參與和塑造來建設有利于國家的海洋秩序。

                                          pagenumber_ebook=78,pagenumber_book=74

                                          圖3 海洋強國戰略目標與戰略手段的介入

                                          馬克斯·韋伯指出,“一切關于人類有意義行動的基本成分的思考首先與‘目的’和‘手段’這兩個范疇直接聯系在一起”。海洋強國戰略可以發揮的效果通常指向其戰略目標,而目標的實現需要相應的戰略手段予以匹配,這就使得戰略本身具備了內部調整的運行機制。更為重要的是,海洋強國戰略的自我更新能力恰好有利于及時反映客觀環境和主觀定位的變化,同時助推海洋需求與海洋能力的互動進程,而這也正是其作為介入性變量的關鍵動能。與此同時,這也意味著海洋強國戰略并不必然能夠發揮積極效用:在內部,它可能會因為戰略決策者對目標與手段的選擇不夠合理所制約;在外部,它還會受到當時的客觀環境和主觀定位的影響,無法完全超越這兩者而存在——后者直觀地反映出海洋強國戰略只是相對獨立的變量,盡管它可以破解海洋需求與海洋能力互動困境,也有利于管控客觀環境與主觀定位干預影響,但戰略本身仍然具有效用的極限。

                                          上述極限的存在對海洋強國戰略在行動層面的理論反饋便是:(1)戰略切忌好高騖遠,必須聚焦發揮階段性作用,因為海洋需求與海洋能力的良性互動是階段性提升的進程;(2)戰略切忌急于求成,必須側重體現長期性作用,因為客觀環境與主觀定位的干預影響是長期性作用的結果;(3)戰略切忌墨守成規,必須關注變革性作用,因為海洋強國是一個流動性的過程,其中的諸多因素既相對穩定但也在絕對的變動當中;(4)戰略切忌知行不合,必須重視觀念性作用,因為主客觀因素同時處于海洋強國進程中,也是海洋強國結果的重要指標。有鑒于此,涉海國家理應加強對戰略態勢的跟蹤評估,并據此調整國家的戰略布局及戰略實施,強調提升更加積極、穩健和建設性的戰略需求,強調在既有海洋戰略資源基礎上持續加強海洋能力。在這個層面上,唯有通過規范而健全的戰略評估和調節體系,才能審時度勢地使處于變動進程中的海洋強國戰略遵循歷史的邏輯、走在時代的前沿。

                                          四、結 語
                                          本文以涉海國家海洋需求與能力的互動關系作為核心假設,以涉海國家的客觀環境(歷史趨勢、地緣結構和秩序進程)和主觀定位作為干預因素,以涉海國家的戰略目標與戰略手段作為介入變量,嘗試通過演繹推理的方式說明:海洋強國戰略不僅可以推動實現進程性的海洋“強”國,更能在國際競爭中促進成就結果性的海洋“強國”;同時,涉海國家沒有實現海洋強國則是由于客觀環境和主觀定位的負面干預,使得海洋需求與海洋能力的互動無法實現良性匹配;最后,戰略是回應涉海國家與海洋強國之間關系的最佳答案,但它本身的效用是有限的。換言之,海洋強國戰略要在海洋戰略價值的基礎上,對國家的海洋需求與海洋能力進行歸納與判斷,對國家的客觀環境和主觀定位進行分析和對比,對戰略目標及戰略手段進行選擇與明確,從而通過戰略的綜合評估進行歷史總結和現狀評判,最終實現“運籌帷幄之中”到“決勝千里之外”的戰略流程。可以說,上述理論框架所追求的便是:從“知”到“行”的演繹和由“古”至“今”的貫通。

                                          圖4 海洋強國戰略的理論框架及其應用

                                          盡管理論的效力并不一定依賴經驗證明,它只需要邏輯地演繹出理論所研究的現象之間的關系,但本文所確立的理論框架依然需要歷史中的諸多海洋強國戰略予以驗證和解釋。更重要的是,一項匯通古今中西的研究議程,或許可以說明成就海洋強國不是西方國家的專屬,亦非人類文明發展進程中消逝的過往,而是能夠通過合理的海洋強國戰略加以促成的。與此同時,海洋強國戰略的理論框架所要解答的問題發源于現實,而又映射于歷史當中。這也意味著,我們還需要在歷史中尋找上述理論所提及的關鍵要素,同時更為深入地探究要素之間的內在聯系,隨后再用這種聯系去驗證理論范式本身,從而為使理論更加符合現實情境提供必要的“補充假設”,并為相應的現實路徑提供最接近于“全要素移植”的范式支撐。在這個層面上,海洋強國的答案恰恰蘊藏于它自身的歷史邏輯和現實設計當中,需要哲學性的思維才能化繁為簡,需要戰略性的考察方可化虛為實——而這,也正是本文構建創新性理論框架的意旨所在。

                                           

                                          參考文獻略

                                           

                                           

                                           

                                          查看原文: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IyMTM0ODg5NQ==&mid=2247491905&idx=1&sn=4336c04c3905902ae038b637210c70eb&chksm=e83cb431df4b3d27f1d72d596c1a5e79cda364f2e3f0f505302765ed456eb598810f32c13df4&mpshare=1&scene=1&srcid=0905KteXU6seh8mqHFW3jP2U#rd

                                          該文章來源互聯網,如有侵權請聯系刪除

                                          Copyright ? 2004-2014 hycfw.com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山東海洋網絡科技有限公司 版權所有
                                          用微信掃描二維碼
                                          分享至好友和朋友圈
                                          x
                                          体彩内部员工揭秘11选5